法号般若的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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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 第 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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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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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法（1958年—），湖北潜江人，潜江市实验小学教师，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从1987年开始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职务，历经四届选举，屡败屡战，终在1999年当选为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2003年换届选举中与潜江市其他40名自荐竞选人一起落选。2003年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北京和深圳的自荐竞选人分别为22人和12人，加起来都不及潜江市这样一个内地小城，这说明了“姚代表”的影响力。

　　姚立法是民间活跃的宪政实践者。他推动了选举制度改革的渐进过程，丰富了公民社会建设的内容，也为人民代表这样一种政治角色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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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泓裂岸惊涛，撞击出东西方文明互动共荣的新潮；
    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千年变局中百年激荡的一段华丽乐章，奏鸣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光荣与梦想。
    改革开放30年之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起彼伏中绵延而成的，每一个标志性事件都是一座里程碑；
    改革开放30年之道路，是由一拨又一拨改革人物在纵横捭阖中走出来的，每一个改革者都留下了厚重的足迹；
    改革开放30年之场景，是由一桩又一桩经典案例在蜿蜒迭岩中演绎而成的，每一个经典案例都是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30 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民族复兴的丰功伟绩，也造就了数不尽的风流人物。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和领导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未来之路，他们不需要评选，他们早已铭刻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
    以项南、任仲夷等为代表的已过世的改革开放先行者，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披荆斩棘，鞠躬尽瘁，他们也不需要评选，因为他们早已用身躯筑起了改革之路。
    一些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的人士，也不在评选之列，他们的名字已遗留在改革开放的路基上。
    许多默默耕耘不计收获的无名英雄以及为改革大厦添砖加瓦的“小人物”，也无法一一列入，在无字的丰碑上，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此，我们向所有为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改革开放30年崎岖而光辉的道路上，也曾走过一批叱咤风云又马失前蹄的人物，他们虽已倒下，但留给了人们“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悲壮思考。
    改革之路没有尽头，我们仍然“在路上”。
    此时此刻，奉献给公众的候选名单——改革开放的经济人物、社会人物、农村人物以及优秀集体、标志性事件、创新案例各120名，虽经官产学媒等各界公众举荐、酝酿和讨论已久，但难免疏忽，“挂一漏万”。
    因此我们期盼广大公众热忱参与今次的开放式评选，共同权衡甄别，点评热议，去伪存真，引荐推举。
    我们深知，改革开放的历史虽由改革者创造，但再现改革开放人物、集体、事件和案例也是一种“创造”——当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我们”在点评“他们”时，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又一次激动人心的“复活”吗？
    期待着您的参与。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

    二OO八年七月十五日

　512汶川大地震进入善后阶段后，有一种论调一直不绝于耳，那就是所谓的要求地震受灾民众要"理性"。最热闹的是余秋雨的含泪论，最近的则是6月24 日，成都市社科院通过"地震灾害与房屋建筑安全"研讨会，向公众表达此次特大地震的巨大破坏力是损毁房屋的罪魁祸首；劫后余生的人们应该理性面对地震及其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按理说像地震这样涉及大量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恰恰是体现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和为民众负责到底的决心的时刻，也是检验政府的治理成绩，问责政府不足的时刻。偏偏，余秋雨和成都市社科院，异曲同工的向民众发起了问责。
　　倘若说问责范跑跑还能展示些模糊的道德追求的话，那问责地震受灾民众只能用荒诞来形容。
　 　余秋雨貌似含泪劝告，实则恐吓汶川母亲，切莫因自家"小事"坏了"国家安全"；而成都市社科院的所谓专家论证，则打着天灾的旗号，蛮横的要求民众封口， "理性面对"、不要"怨天尤人"，无非就是如成都理工大学深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介寿教授所言"幸存者应该心怀庆幸"，活下来就不错了，要多感恩少抱 怨。话说到这个份上，意思也很明白了，此事与地方政府无关，忘掉过去，不许联想，要求追究政府责任的人是无理取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 在反思教训和现实中进步。我们得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开国时的兴盛与亡国时的衰败，大多归结于开国时善于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从而社 会繁荣；而亡国时则贪图安逸享乐不思进取，面对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置若罔闻，反而压制问题。总的说来，就是问责政府则兴，问责人民则亡。
　　512地震时，我们尝试了了为人民降半旗、寻求国际援助、民间组织介入救援等等，也正是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之中开始学习，面对民意积极反馈开始的。
　　这些积极因素给民众带来的振奋还在持续，512的鲜血尚未完全凝固，对历史的学习和民意的反馈刚刚开始，否定教训的存在、反对问责政府、问责民众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
　 　512地震，充分暴露出了国家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对基础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对于灾害前减灾管理严重缺位的问题，紧急动员与紧急救援能力的不 足，建筑物安全管理中的巨大隐患，等等。而无视民众反响强烈的问题，无视致国家法规、政府公信力于不顾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无视政府治理能力中的不足之 处，也就是不愿意对民众负责，不愿意学习吸取教训，放任出现下一次的惨剧。
　　地震中受灾的民众，和所有的同胞一样，从小就一直被极高的标准要求而生存，要又红又专，要保家卫国，要五讲四美，要奉献，要牺牲小我。他们曾相信，付出的这一切，是因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当面临灾难，个体面临困难时，强大的祖国会成为每个个体坚强的后盾。
　　可是，当灾难来临后，当民众最需要国家的扶助，需要生存，需要正义，一部分人又不断推陈出新的提出新观点否认政府责任。
　　512地震发生之际，地震是否可以预报被用来偷换政府在地震灾害管理中的责任问题；地震紧急救援结束后，避免外国人关注的问题被用来偷换青少年惨死的真相与责任问题；地震善后之时，地震的强度问题被用来偷换地震时政府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民众从来不是用来糊弄的，这些狡辩的方法，出世前被公众舆论预言过。所以，这个关头成都社科院请来大堆专家抛出"天灾论"撇清政府责任、问责百姓的模式就太土了。我倒建议成都社科院再开一个会，叫做"要生存要正义，政府会对灾区人民负责到底"。

重庆井喷，数百人死亡；东北鞭炮厂爆炸，数十人死亡。时间相隔不过数日。据闻，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正在进行中，事故原因正在追查中。善后安排有条不紊。

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难道不是这样吗？国旗依然高高飘扬，即便在死难者家乡；影视节目依然载歌载舞，即便在死难者家乡；看不到花圈，听不到哀乐。人们似乎波澜不惊，安之若素。诚然，有善后安排，但程序化的、技术化的善后安排，就能寄托全部的哀痛？

不过，我并不意外。生命的悲剧在中国本来就是寻常之事。就象战争年代，主要是靠人海战术取得 胜利一样；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也是人海战术。制造业的崛起，建筑业的繁荣，大小煤矿的兴旺，莫不以无数农民工的前仆后继为代价。我们实在没有什么资 源可拼，我们拼的是血，我们拼的是泪，我们拼的是无数农民工鲜活的生命。

也就因此，我们似乎习惯了灾难，习惯了死亡。

 

不能不承认，普及生命至尊，在中国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

抽象地谈论生命至尊，大多是欣欣然。但涉及具体现实，就另有一种景象。现实中，我们常常被告 知：中国主要问题就是人口密度过大，土地承载量过高，这些概括不过是人口过剩的委婉表述而已。人口既然过剩，那么生命当然就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了。生命至 尊便由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人口过剩，但不会所有的人都过剩；生命往往是包袱、是麻烦，但不会所有的生命都是包袱、是麻 烦。毕竟如画江山，都为着万物之灵的人准备的。那么谁是天之骄子可以享受大好江山，谁是包袱、是麻烦，就只好以力裁决了。由此必然演绎出生命与生命之间的 紧张关系，挤压关系，排斥关系；演绎出生命的畸贵畸贱、畸轻畸重。一部分生命的显赫必须以另一部分生命的沦亡为前提。这种情况下，主张生命至尊，主张众生 平等，岂非天方夜谭？岂非与虎谋皮？

 

其实，我们并非别无选择。

据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人多。人多的确会造成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毕竟，困难 多没有人的办法多。比如，香港的人口密度不比北京的人口密度小，但所有去过香港的北京人应该都能感受到，香港行人与行人的关系、人车关系，远比北京和谐。 个中缘由，当然就不在人多人少，而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差异、文化理念的差异所引致。可见人多人少跟社会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最多只是一种或然关系。决定社 会发展水平的要素，完全在于制度安排、在于文化理念。如果制度安排、文化理念能跟现代文明同步，人多造成的困难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的。如果不能同步， 则即便坐拥金山，又能于事何补？君不见，人均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如伊拉克，萨达姆治下，人民照样含辛茹苦，生命照样轻如鸿毛？人均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如以色 列，人民却安居乐业，生命之尊令人瞠目？具体到中国来说，人多始终只是一个辅助性的问题。中国地不大——可耕地面积少，物不博——人均自然资源少；这两个 方面中国不占优势，拼不过人家。不过这不是最关要害之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本来主要是制度竞争。如果现代文明能够改造中国的传统体制，那么自然条件 的不足是可以补偿的。但不幸，自然条件的不足而外，中国始终受到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理念的双重制约。中国惟一富余的因此就只有人命，中国惟一可拼的因此就 只有人命了。生命悲剧之所以在中国频频发生，只能从这个角度做一个根本的解释。

但，出路仍在。形而下的自然资源有限，形而上的智慧资源则无限。知识经济时代，智慧资源更是 决定性的资源，为任何自然资源所不逮。既然人均自然资源过于局促，难有拓展空间，就应该摈弃固有的惟自然资源论，不要只打自然资源的算盘，只做自然资源的 文章；而要把突破口主要转向智慧资源，拓展智慧资源的生长空间，破除一切对于智慧资源的桎梏。陶行知先生晚年曾大声疾呼：解放人的眼睛，让人去看；解放人 的嘴巴，让人去说；解放人的大脑，让人去想。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海外华人在经济、科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中国人本来不笨，中国根本就不缺少 智慧资源。只要照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去做，尊重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心灵，中国就将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这个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脑矿，将为中国 之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最持久的动力。

这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不能总是以生命的悲剧为代价，国家的强大原本应该以生命的至尊为基石。由此不难理解陶行知先生的另一段痛言：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原载2004年 1月11日《南方周末》

按：司马南之流甚嚣尘上，笑蜀老师心平气和的说道理。

（重读本人八年前，即2000年的一篇旧作，真是万端感慨。平民的生命权利终于成为国家必须全力保障的首要人权，博爱、悲悯、包容、敬畏正在取代传统的丛林文化，成为新的全民共识；人类的正向价值即普世价值正在占据上风，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潮流，相信，任何人心中的黑暗帝国都不可能阻挡。）


我读着这篇文字，在静静的长夜里读着这篇文字，我听见了自己灵魂的声音，那颤栗的声音，那恐惧的声音！

我也在被诅咒之列，因为，我也有着一个委琐卑鄙的灵魂！



为生命的权利申辩！

笑蜀



一



6月22日，合江特大水难。

此次水难，沉的是一艘防沉船，船舱底部分成两层，底舱被分隔成若干独立密封的防沉舱。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用，防沉舱防得了惊涛骇浪，却防不了险恶的人心——“船主为了尽量多载客，将船的防雨篷加厚钢板，焊接栅栏改造成了载客平台。由于这项改造使船的重心变高，船主在密封舱内加入鹅卵石和水，加重底部重，使惨剧最终发生。”更可耻的是，本应是乘客生命的卫士的合江港监所榕山站，却成了无良船主的共谋，成了乘客生命的杀手——“该站多年来对榕建号超载高抬贵手，未加严格约束和处罚。尽管年前曾对该船将防雨篷改装成载客平台进行过干预，但最终不了了之。若及时加以制止，就不会出现如此的惨剧。”防沉船最终沉没了，无可挽回地沉没了，那么多鲜活鲜活的生命被惊涛骇浪无情地吞噬。不！确切地说，是被船主的利欲之心、被港监部门的利欲之心无情地吞噬！！！



同一天，武汉空难。

此次空难，掉的是我们国家航空工业的代表作“运七”。权威媒体称，此次空难纯属意外事故。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多少权威性——“武汉空难发生后，曾有报道披露恩施机场管理混乱说，在这次空难中有8人是无身份证而登机的。据说，机场当局经常以60元的高价，非法为无身份证的乘客异地办理身份证。这样的管理，如何能保证安全？”更有死者亲属提出种种疑点：事发当日，由于天气情况不好，北京、上海飞往武汉的航班都已停飞，为什么恩施机场的飞机照飞不误，而且还是小机场的小型飞机？“调查的初步结果公布了，既然当时雷达发现有两大块云团出现，恩施机场就应该通知飞机返航，为什么他们没有?”“飞机冲出云团，可以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为什么没能走，而使机长在事发现场迫降?”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实际上我本来也不对它抱什么指望——震惊中外的烟台海难过去一年多了，调查结果又怎么样，不是众所周知吗？！其实调查结果并不十分重要，那三十几条无辜的生命，已足以把渎职者永远地送上道德的审判台！



6月30日，江门高级烟花厂爆炸案。

此次爆炸，极具威力。江门高级烟花厂被夷为平地，距离爆炸中心大约５００米的厂房也被全部破坏。其状惨不忍睹。



镜头一：爆炸声中胎儿弹出母体。

“丁克福今天凌晨１时对记者说，在大爆炸中，他的老乡、即将生产的孕妇黄慧珍不幸在这次爆炸中和腹中的婴儿一起死于非命。

“丁克福是江西省于都县新陂乡人，来粤打工多年，所以这次爆炸事件发生后，他成了死难老乡家属和江门市有关部门间的联系人。他称自己已到殡仪馆认出了１３具老乡的尸体。

“丁克福说，老乡中死得最惨的是黄慧珍，这位孕妇已经快生产了。在爆炸中，黄慧珍和婴儿均死于非命。最为可怖的是，因受爆炸威力的挤压，死婴从黄慧珍的阴道里弹了出来。丁克福在殡仪馆里看到了公安人员拿给他看的黄慧珍惨死的现场照片。”



镜头二：一位值班医生的描述。

“8时10分，我们接到电话，要求立即组织人员到事发现场进行抢救。我和另三名医护人员乘坐第一辆救护车，于8时15分赶到现场。一到现场我们就开始进行抢救。现场的环境十分恐怖，很多人都被炸得血肉横飞。因为肢体不完整，我们只能以人头来计算死者的数字。在现场，我们数到有39或40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人头。应该说现场大约有近40个死者。

“11时回到医院后，我们开始对伤员进行救治。我粗略地估计一下，仅受伤缝针的人就有大约210个。伤员中属于重伤的不会少于20个。一名重伤员于当天晚上在医院死去。一名肝破裂的伤者输了12000毫升血后，目前仍处于危重状态。”

报道这些惨状的记者特别声明，“该医生所述的死者和伤员数据，只是江门市中心医院的基本情况，而非此次大爆炸的全部。“此次大爆炸的全部”究竟如何，迄今没有权威描述，但，我们已不难想象了。而这起代价惨重的爆炸案，基本上仍然是人祸——“发生大爆炸的这家烟花厂1993年12月由香港海外东方烟花公司承租经营。该厂由于不注意安全生产，曾出现多次消防事故。今年4月4日，江门市公安消防局责令该厂限期整改，但工厂仍未采取有力措施，致使发生了这次大爆炸。”



同一天，垫江特大鞭炮爆炸事故。

此次爆炸发生在6月30日8时30分，亦即江门爆炸案仅仅二十五分钟之后。造成10人死亡，1人受伤。死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两岁！



明天还会有什么？！

后天还会有什么？！！！

前天是张三，昨天是李四，明天会轮到谁？后天又会轮到谁？！！！

那柄达摩克利斯剑，什么时候掉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半个多世纪前，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一项便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既是免于政治中的恐惧，也是免于生活中的恐惧。对于人权主要是生存权的中国来说，我们所期盼的，主要还是免于生活中的恐惧。

可是，当那柄达摩克利斯剑那样阴森森地悬着的时候，我们那么可怜的一点期盼，也都成了阳光下的冰凌。



二



那些灾难，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天灾；但如前面所列举的，说到底其实都是人祸；那些灾难中的死难者，说到底都是无良官商合谋杀害的牺牲者！

但，可怕的不仅仅是那些无良官商！人祸绝不仅仅体现于那些无良官商！！！

合江沉船，目击者说船上至少有200多人，但泸州一个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却说是110人，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一开始都是这个说法。现在终于承认是200多人，那么那位副市长为什么要撒谎？该负什么责任？

武汉空难，明显是责任事故，媒体却一个劲地鼓吹事出意外。

江门爆炸案发生不久，记者就接到报料电话。对方也在媒体工作，报料后特意提醒记者：“某某机构已发出通知，不许当地媒体报道，并建议外地媒体也不要报道。我们已决定不碰这个钉子，你们报不报，自己考虑吧”。记者斟酌再三，还是发了简讯。稍后，其他媒体相继跟进。但尽管如此，迄今，江门爆炸案在当地仍是一个忌讳话题。记者向有关部门查询详情，无一不是“无可奉告”，并且无一不称“这方面有纪律”。记者有位同学在邻近地区做官，他管辖的医院收治了部分伤员，给他打长途了解抢救情况，但他一听就如临大敌，要记者别给他出难题。而后来血的经验证明，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理由。7月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三位采访江门市中心医院的记者惨遭该院保安围殴：



“万万没有想到，正面采访报道居然会遭此毒手！”————昨天下午，本报记者与中国青年报、新快报的记者前往江门市中心医院采访爆炸事故抢救情况时，在医院一楼大厅被医院保安及其它人员围攻、殴打，两部相机被抢走，两名记者受伤，一台相机及闪光灯被砸坏。此事引起正在此间采访爆炸事故的各新闻单位记者的强烈愤慨。

昨天下午３时左右，记者一行４人一起前去该院住院楼采访。刚刚走到住院楼门口，一名身穿衬衫的男子挥手驱赶：“不许进！”记者赶忙出示证件，表示想采访伤员及医院领导。这名男子大事嚷道：“就是不让你们记者进！”记者边解释边走入一楼大厅的电梯，此人立即冲上前，让电梯工立即关掉了电梯并责骂记者。一名记者伸手想去翻看这两位骂人者胸前佩戴的名牌，这时，另一名穿白色短袖衫的男青年突然冲上前来，一拳打中中国青年报记者杨德志右肩，断喝一声——“你想干什么！”随即，两名保安把他死死扭住往外拖。本报摄影记者储璨璨正要用相机拍下这一幕，又是两名保安冲上前去，一把将相机夺下，并把闪光灯从相机上强力扭下，摔在地上，闪光灯内的电池撒了一地。

这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手中的相机又被穿白色短袖衫的男青年一把夺下，肩上的摄影包也从后面被拽走。一名保安高声叫嚣：“把他们的胶卷拉出来曝光！”由于不懂怎样打开后盖，几名保安上去死命想要掰开相机。

中国青年报记者被３名壮汉拖倒在地，前胸后背多处被打，左手食指鲜血直流。

之后，五、六名保安和几名未穿制服的壮汉把４位记者拖到医院办公室。几名院领导出来见了记者。

医院副院长毛炯先是批评记者不该私自采访。记者指出，我们只是想了解伤员现状及医院的救治情况，这原本是一个表扬医院的报道，却莫名其妙遭到如此对待——“做批评报道还没挨过打，正面采访反倒受了伤！”

此过程中，两部相机始终被扣。由于相机中有此前采访的重要底片，记者再三要求立即归还，自称姓钟的党委书记和毛炯慢悠悠地说：“等查清楚再说！”

毛炯又强调：保安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境外记者和个别破坏份子进入，“不过是双方有点误会喽”。

记者气愤不已，我们早已出示了记者证，而且都来自于中央和省一级的党报及其子报，甚至还根本没有进行采访，“误会”又从何而来！？

毛炯顿时哑口无言。随即，他们留下一个保卫科长来处理此事。保卫科长态度更加蛮横。此后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无人再来这间办公室。



“原本是一个表扬医院的报道，却莫名其妙遭到如此对待”。但在我看来，这并非莫名其妙，而是有深意在焉。他才不问你是表扬报道还是批评报道呢，他只知道你是记者，你是来报道的。他要对付的是报道本身——不管你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是报道，就不许可！也就是说，江门市中心医院已经成了神秘之地，已经被划为禁区，绝不容外界管窥！打那三个记者，就是为了杀一儆百，就是给所有记者、给全国新闻界一个警告，让他们明白这个现实！让他们屈服于这个现实！！以一劳永逸地使江门市中心医院独立于舆论的阳光之外！！！

为什么这么怕舆论？全部的原因，无非是江门市中心医院集中了太多的爆炸案受害者。那些受害者的每一句话，在某些人都可能是一种致命威胁，都可能使他们掉乌纱帽！这岂不等于说，江门市爆炸案，还有太多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江门市中心医院竟向所有记者、向全国新闻界挑战，那样底气十足地所有记者、向全国新闻界挑战，我禁不住要质疑：他们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给的？！！

合江沉船之初捂盖子，武汉空难之初捂盖子，江门爆炸案更动用保安力量，用血腥的暴力来捂盖子！捂盖子早已是我们这个国度的传统，一有什么悲剧发生，责任者第一反应就是封锁消息。不走运的捂不住盖子，但更多走运的都捂住了盖子。有多少悲剧被捂了盖子而成为不为人知的秘密！而捂盖子每成功一次，从灾难中学习的机会就少了一分，健全社会预警机制的机会就少了一分，灾难重复发生的可能性就又高了一分。于是灾难才这样频繁地不断发生！！换言之，捂盖子每成功一次，都会使社会更不安全，都会使更多无辜者蒙难，都会使达摩克利斯剑离我们更近！

这是什么因素？这是体制因素！换句话说，杀害那些无辜者的凶手不只是无良官商，还有现存体制中的弊端。是现存体制中的弊端与无良官商合谋杀害了那些无辜者！更可怕的人祸在于体制！

但是，这仍然不是问题的终结。为什么那样可怕的弊端在我们的体制中会那样强大那样持久？！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支撑着它？

是观念！轻视生命蔑视生命的观念！把小集团的荣誉小集团的权位置于生命个体之上的观念。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当事者失去了人性，是这样一种观念使体制失去了人性，是这样一种观念在杀人！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这在今天已经是共识。廉政教育，勤政教育，当然都是官员所急需的。但在我看来，他们首先需要学习的，还是把人当人！对他们进行起码的人性教育、起码的生命伦理教育，因此构成了当务之急！！！



三



我的朋友瘦竹，也为那些灾难写过一些反思文字，题做《不沉默的极少数》。中心内容是强调死难者的人权、强调应该有人为那些灾难负责。但马上就有一位丁先生反驳。看得出，丁先生非常容易满足，因为他相信，“现在的中国，人们总体的状态是相对满意的，是积极的、前进的”。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丁先生断言，那些灾难的发生是正常的，“就像一个三岁的儿童总有跌跟头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对之应该抱着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

但，真的是正常的吗？

就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一个帖子贴到了我管理的BBS上——



《面对被枪杀的牛亚军，我诅咒！》

何自由



夜，热气裹夹着腥雨，笼罩了全城。

不远处，传来了鼾声，渐渐地，溶成了一片；除了哪家电视中女郎那欢快的歌声。

我在斗室中抹着身上的汗水，紧盯着计算机屏幕，在看着网上关于霸州枪杀案审理情况的消息。

牛亚军，这位28岁的善良的年轻工人，因为挡了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的道，被杜所长一枪击毙。

可是，当地官员却说，牛是抢枪的歹徒！

牛亚军是悲惨的，人命薄如纸，杜所长要你8点死，哪能再多活5分？

牛亚军是幸运的，毕竟御状告成功，看来你也可含笑于九泉。

然而，张亚军、李亚军们呢？

两年前，一位县委书记，因为不满其女与农民的儿子恋爱，就派公安将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活活打死。

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权。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色。

有权就有了一切。

票子，房子，车子，儿子。

嫖妓，赌场，小密，二奶，情人，娱乐城。

贪污、受贿、放火、杀人。

焚书、坑儒、文字狱，反右、文革……

权力！我诅咒这万恶的权力！

你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我诅咒！

我诅咒“官派”、左派们，你们想把这权力保留到永远。

我诅咒新左派们，你们唱着新马的迷魂曲，要人们忘掉身上的痛苦，去和异域的风车搏斗。

我诅咒“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当老虎吞吃山羊时，你们却说山羊应当和老虎一起去对付北极熊。

我诅咒北京痞子、上海宝贝们，你们在屠宰场边轻歌曼舞，使人分不清这儿是夜总会还是地狱。



我也诅咒某些“自由主义”者，你们成天把哈耶克、贡斯当挂在嘴上，把玩自由就象阔人把玩古董；你们可曾看到中国大地上的血泪？

人民！中国！强大！说不！学术！代表工人农民！

你们是在呓语？你们可曾看到霸州法庭外百姓们“公安邪，税政恶，法院狗奸贼”的声讨？你们可曾听到他们“我没人权”的控诉？

千万万个牛亚军在受难，你们为什么不作声？

官吏们向农民“要粮、要命、要钱”，你们为什么看不见？

你们是想分一杯羹？

百姓们就该是权力的奴隶？任宰任杀？

你们是在为权力清宫！

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既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鲁迅已经看透了你们的本质！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是的，你们的中国该得诅咒！你们这些中国的赞颂者、捍卫者该得永远的诅咒！你们这些卑鄙的人！

诅咒你们！

也诅咒我自己！我这委琐卑鄙的灵魂！只敢在这暗夜里写一篇短章，贴到互联网上，而且还用了化名！

面对无辜者的尸骨，我还能说什么呢？主啊！愿你诛除这些该死的权力！愿你惩罚那些卑鄙的灵魂！愿你搭救这一方可怜的生灵！



我读着这篇文字，在静静的长夜里读着这篇文字，我听见了自己灵魂的声音，那颤栗的声音，那恐惧的声音！

我也在被诅咒之列，因为，我也有着一个委琐卑鄙的灵魂！当千千万万个牛亚军受难时，我一样视若无睹，一样默不作声；甚至我写这么一篇小文，也经过了好几天的犹豫！是武汉空难的霹雳最终震醒了我，是江门那一颗颗无尸人头最终激怒了我！是何自由的诅咒象一柄柄短剑刺痛了我！！曾经有一位哲人说：“那些只顾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忘记或忽略履行相关的义务的人，跟那些用一只手兴建而用另一只手摧毁的人无异。”我，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我用一只手构筑着自己的中产阶级之梦，为了这个中产阶级之梦，我尽可能地把另一只手躲起来，尽可能地避免与权力冲突，尽可能地回避自己的义务，回避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为受难者援手的义务。实际上我是在放纵权力的肆虐。人性和良知一寸寸地流失着，就象黄土高原的土壤在暴雨抽打之下一寸寸地流失着，社会生态在我的可耻的旁观中逐渐沙化。我苦心构建的中产阶级的黄金屋，终究不过要在漫天的狂沙中没顶！

我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我只好承认那些事件是不正常的，我只好站出来，为那些受难者申辩；说到底是为我自己站出来，为我自己申辩。因为我实在不想为今后的受难者、为那些新的冤魂再负担良心上的责任，因为我实在不想坐船船沉、坐飞机飞机掉、坐在办公室办公室炸飞，走在半路上又遭杜所长之流劫杀！因为我实在不想给我的后代留下一个漫天狂沙的社会，让他们在漫天狂沙中指着我的灵位痛责！

我知道，即便我站出来，即便我怎样申辩，也未必有结果。但，这有什么？

我说出来了，我得救了！！！

——献给在雪灾中受困的父母、亲人和全中国的公众。
□本报特约撰稿　姚遥　发自美国纽约　　
　　
　　“卡特里娜”飓风是对美国政府精心设计的应急系统的第一次真正考验。而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表明，这次考验，政府的得分不理想。但美国的智慧就在于不断认错和不断改进。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挑战了最强大的美国。

　　遭受灾害最为严重的是新奥尔良市。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北方，濒临墨西哥湾，城市的整体海拔低于海平面。因为城市夹在一个大湖和一条大河之中，而且平均海拔低于水平面，整个城市的安全就系于最高达7米的防洪堤和排水设施之上。

　　为了提高抵抗飓风和洪水风险的能力，美国工程兵部队一直以来向联邦政府申请预算来修筑和修缮防洪设施。即便每年的预算都被国会打折，这个项目依然花费了巨额的基建款项。而最致命的弱点在于，设计的防飓风能力是几十年前确定的，防御能力只有三级飓风。

　　布什刚刚进入休假，卡特里娜便首先袭击了佛罗里达州。8月26日下午，美国飓风中心监测到飓风转向并预计可能袭击密西西比沿岸，立即发布了飓风警报。美国海岸警卫队开始为可能受灾的区域储备物资，同时动员了约400名预备役官兵。

　　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的救灾机制是一次检验，更是一次演练。

　　8月27日，布什宣布两个受灾的州进入紧急状态。然而，由于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专门领导灾害管理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疏忽，路易斯安那州未被列入紧急状态之中。虽然布什给新奥尔良市市长电话要求实施强制撤离，但新奥尔良市发布的却是自愿性的疏散撤离。

　　8月28日，在有布什参加的视频会议上，飓风中心提出了新奥尔良市可能遭受洪水危险的警报；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该区域危险的警报；科学家多次模拟可能遭受的袭击并判断损失可能是空前的。

　　同一天，新奥尔良市市长下达紧急命令，要求全市居民强制疏散，并要求携带3－5天的食品和饮用水。市府提供了10个避难所给不能撤离的居民，市内最大的圆形体育中心“超级穹顶”也被辟为避难所。

　 　官府这边开始敲锣，但百姓那头却是不紧不慢，只有80％的居民撤出了城市。当地人一来是和飓风打交道多了，也听多了专家的预言，另一方面是当地低收入家 庭较多，不具备外出避险的实际能力，相比于花大笔钱外出避险，低收入家庭更愿意和老天爷赌一把。后者也导致美国政府事后遭到批评，政府被认为没有充分提供 便利条件供所有的人安全撤出，特别是穷人。

　　8月29日凌晨，飓风登陆，全城断电。飓风带来的大量雨水使得80％的城市泡在一片汪洋之 中。虽然有80％的居民提前撤离，使得损失大大减小，但是接下来，四个臭皮匠之间毫无默契的救灾管理，尤其是因程序问题而纠缠不清的情况下，使得如何救助 城市中20％市民的头几日成为黑暗的一页。总统布什，拥有最高的象征性权力，最多的智囊和资源，但却不得不周游于联邦与州政府权力之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 局本应是代表联邦政府总协调紧急救灾的指挥机关，但是至2003年被并入国土安全部后，失去了作为内阁成员直接与总统沟通和报告的便利性，预算被反恐计划 严重挤压，有经验的高层官员相继离职更导致领导层匮乏经验；州政府则低估了灾害的危害性，事前预防不够，事后的措施力度不够，尤其是迟迟不与联邦政府的救 灾行动协调；市政府对各种警告意见明显过于大意，在救灾过程中的不少指导意见亦未经周密考虑。

　　8月30日，布什宣布结束休假，五角大 楼宣布派遣5艘救援军舰前往灾区。次日，新奥尔良市宣布全体撤离，包括避难所中的居民。此时城市里过度拥挤的临时避难所中，水、食品、生活必需品严重不 足，高温酷暑，恶臭难忍。城市秩序已然崩溃，人性之恶也得到了最大的爆发，斗殴、盗窃、抢劫、纵火、凶杀随处可见，谣言更是满天飞。警察一方面要救人，一 方面又要面对突然升级的暴力犯罪，完全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中。

　　直到9月1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布兰科才调动300名刚从伊拉克撤回的国民警卫队队员赴新奥尔良市维护治安，这些人被授权随时可以开枪击毙暴徒。不久之后，该市200名警察在巨大工作压力下集体辞职。

　 　自飓风伊始，布什就要求路易斯安那州把国民自卫队的管理权交给联邦政府以便协调救灾，但一直被拒绝。虽然在域外救灾中，比如印度洋海啸中，美国大兵是灵 活机动的上天入地，获得异域人民的一致好评，但是一跨入自己的国土，他们就只能蹑手蹑脚，小心地安坐于各种法令之中。由于迟迟无法得到地方授权，布什不得 不依据警卫团法案紧急调动联邦军队7000名官兵参与到奥市的救灾和协助治安。

　　事实上，不仅仅是指挥权限的问题，在信息沟通上，各级政府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欠缺，紧急避难所中留有数万名灾民的情况，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竟然迟迟不知情，从而未能在第一时间派遣救援力量。

　 　各种行政程序也是双刃剑。飓风之后，在多头林立的情况下，国土安全部负责人依据国家应变计划，确定卡特里娜飓风是一场国家级的事件，同时任命了负责官 员，并且召集了紧急事件管理小组以后，才于8月30日宣布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救灾部门的权力正式统一交由联邦行使。相比于飓风的紧急，官员的“依法”谨 慎事后同样也遭受质询。

　　飓风劈头盖脸的头几天一过，尤其在联邦政府充分获得救灾权后，美国的国家机器立即继续高效运转起来。近3万名官兵和物资从全国各地调配到受灾地区，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数千架次飞机不断搜寻幸存者和投递物资，空运了650万份套餐，伤员也得到了照顾。

　　美国欢迎国际力量参与本国的救援，接受了包括墨西哥和阿富汗的援助。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参议院批准105亿美元的救灾款，布什又签署了总额为518亿美元的紧急救灾拨款法案。

　　政府每晚花费1100万美元安置数十万名灾民在宾馆住宿，两周内即派发了首批2000万美元的救灾预付款给灾民，中小学生免费就近入学。在两个半月内提供了15万座带有空调、抽水马桶、冰箱、热水和有线电视的汽车活动房给灾民。

　　救灾全程，媒体是重要的一环。它们不仅充分保障了各种消息的发布，抑制谣言，还因其灵活，在混乱的情形中充当了三级政府和灾民多个角色间的沟通者，并充分曝光了救灾中的每个死角。民间力量也是不可或缺，他们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医疗救助，清理损害，监督政府的善后工作。

　 　美国人始终热衷的还是找责任人。美国白宫和国会9月6日即宣布将对联邦政府在应对飓风袭击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误展开调查，而舆论批评的声音则一直延续至 今。没有官员敢于声称领导救灾有方，只有官员因工作不力而辞职，有政府部门因反应不当而受到质询，各级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责权划分不断地受到批 评。飓风事件中的每一个教训至今还在不断地被讨论。

　　刻薄的美国人对政府救灾的整体满意程度如何呢？根据2005年9月7日公布的CNN、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最该为卡特里娜飓风后的问题承担责任的人选中，布什为13％，联邦政府机构为18％，州和市地方官员为25％，没有谁该被谴责为38％。

　　美国人的强大，就在于其不断认错和不断改进。“卡特里娜”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又有“丽塔”飓风袭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地区。这一次，美国政府提前准备，飓风虽大，但人员死亡为零，经济损失也远远小于预计。　　

　　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今昔对比

　　(上)2006年7月22日，美国新奥尔良，一名妇女和小孩从新奥尔良会议中心经过。

　　(下)新奥尔良的居民正努力重建自己的家园，一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带走了1，800个生命。2005年9月2日，美国新奥尔良，国民警卫队士兵在会议中心外帮助飓风中受伤的居民。getty／图

 2008年02月03日 17:37:5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２月３日电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大范围低温、雨雪和冰冻灾害。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３日紧急向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南、贵州、湖北、安徽、江西、广西、四川等７个省区捐赠５万台收音机，以使受灾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及时了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灾救灾的安排部署，掌握新闻和交通、天气信息，收听到春节期间的文艺节目。

    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有关省（区）党委宣传部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协调安排，确保捐赠的收音机在春节前发送到受灾群众手里。


中宣部广电总局捐送收音机运达灾区
        
新闻来源：中国广播网  更新时间：2008-2-5

　　中广网北京2月5日独家消息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6：50报道，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的5万台收音机运达贵州、湖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湖南等灾区，使得受灾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党中央、国务院抗灾救灾安排部署，掌握交通新闻天气信息。

　　对于凝冻灾害20多天，断水断电不能看到电视的贵州村民来说，今天下午1：00是个幸福的时刻：“我们这个地方被大雪隔断了20天，今天终于听到了外面的世界！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给我们家乡带来了福音。”

　　据记者傅蕾报道，到达湖南的1万台收音机和3万节电池正在送往郴州、永州和衡阳。其中郴州4千台，永州和衡阳各3千台。

　　湖南省委宣传部唐主任说：“国家对灾区人民关怀备至。我们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将这些收音机送到灾民手上，保证他们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中宣部、广电总局捐给安徽的8千台收音机已经全部送达灾区一线。分配给巢湖的一千台收音机主要分发给红庙镇，全部捐献给五保户、低保户和敬老院老人。

　　赠送给广西灾区的4千台收音机昨天下午已经送到桂林等严重灾区。赠送给四川的4千台收音机昨晚抵达成都，并连夜送往良山、巴州等。赠送给江苏的6千台收音机昨天抵达南蚌，并送到受灾群众手里。赠送湖北的8千台收音机昨天下午抵达武汉，将陆续分送给受灾严重的地市州。


中央向灾区捐送的5万台收音机送达灾区
www.gx.xinhuanet.com　 2008年02月06日 10:17:44 　来源：新华网广西频道

    2月5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黄洛瑶寨的瑶族妇女在试用刚领到的收音机。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的5万台收音机日前运达贵州、湖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湖南等灾区，其中赠送给广西灾区的4千台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赠送的6万台收音机已全部送到灾区群众手中，让灾区群众在春节期间听到广播，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

    2月5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广电局的技术人员在给和平乡黄洛瑶寨的瑶族妇女赠送收音机。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的5万台收音机日前运达贵州、湖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湖南等灾区，其中赠送给广西灾区的4千台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赠送的6万台收音机已全部送到灾区群众手中，让灾区群众在春节期间听到广播，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

    2月5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黄洛瑶寨的瑶族妇女在试用收音机。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的5万台收音机日前运达贵州、湖 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湖南等灾区，其中赠送给广西灾区的4千台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赠送的6万台收音机已全部送到灾区群众手 中，让灾区群众在春节期间听到广播，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

    2月5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黄洛瑶寨的几名瑶族妇女高兴地领到了收音机。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赠送的5万台收音机日前运 达贵州、湖南、江苏、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湖南等灾区，其中赠送给广西灾区的4千台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赠送的6万台收音机已全部送到灾 区群众手中，让灾区群众在春节期间听到广播，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

1970年1月9日《云南日报》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 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 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又：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全国各地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收到慰问信14.35万封。各种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222.5万元，专款85万元，还有国内各地捐款9673.9元。

当 时，我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反复重申：我们感谢友好国家政府，但不要支援的物资和款项；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 产，重建家园。对内，我们也只提倡“精神”支援。地震发生后的第4天，云南省革委会发出电话通知：关于各地州市提出向灾区捐赠问题，省核心领导小组、昆明 军区负责同志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各地派出到灾区的慰问团，一定要事先经过省革委 会、昆明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批准。

灾区则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三依靠”———依靠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震中地区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响亮地提出：“一颗红心两只 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这个县的黄龙大队也只收“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回……

2月8日，农历大年初二早上8时零5分，被囚四年的《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从广东省番禺监狱提前获释出狱。喻华峰的重获自由，标志着四年前在中国新闻界、经济界和法学界引发争议的“南方都市报系列案”（下称“南都案”）终于翻过一页。

当日前往迎接喻华峰出狱的亲友数十人，大多数为喻华峰在《南方都市报》的昔日同事。39岁的喻华峰留着平头，当与旧日同仁拥抱在一起，他镜片后的眼神仍显精干而富于热情。

创办于1997年的《南方都市报》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也是报业繁荣的广东地区在经营上颇为成功的一份报纸。喻华峰曾于2000年-2004年初担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总经理，主管广告经营工作。

2004年1月，喻华峰和《南方日报》集团分管社委、调研员李民英，《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财务主管邓海燕，先后被广州市司法机关带走。司法调查的缘由为“群众举报涉嫌受贿500万元”。当年2月16日，喻华峰、李民英二人被广州市东山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2004年3月4日，喻案在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开庭审理，喻被指控“贪污10万元”，并在四年中共行贿李民英97万元。次日，李民英案在同一法庭被控受贿罪。

两案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均发生激烈交锋。公诉人指控喻指使手下领取公款私分，属贪污；喻、李二人皆为公职人员，发生97万元的巨额现金往来，属行 贿受贿。辩方律师则以喻、李案实为“企业化运作的媒体与传统管理体制冲突”为出发点做无罪辩护，认定喻所分得10万元乃“奖金”而非“公款”；而喻、李之 间的金钱往来，则是为突破传统分配体制，行市场化激励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2004年3月19日，广州市东山区法院一审认定喻华峰贪污《南方都市报》职工奖金10万元，向李民英行贿80万元，以贪污和行贿两项罪名判处喻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其贪污所得10万元予以追缴。

同一天上午，东山区法院还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李民英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其受贿所得97万元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后，李当庭表示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3月29日，喻华峰亦提起上诉。

就在喻、李二人一审判决宣布前几小时，2004年3月19日，《南方都市报》原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在差旅途中，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为名刑事拘留。当年4月1日，程益中被广州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正式逮捕。

“南都案”引起全国范围的高度关注，在国内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引起争议，被视为关乎如何评价报业改革、国企改革中相关分配制度的典型案件。

据《财经》记者了解， “南都案”之所以广受关注，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法院一审认定喻华峰犯贪污罪引起较大争议。法院定罪的主要依据，是认定喻贪污的10万元“性质上是《南方都 市报》职工奖金的一部分，属于公共财产”，并且在分配上违反了财务管理规定。而这种认定，正触及了当前国企改革中的焦点话题。

对于法院对上述10万元系公共财产的定性，喻华峰的上诉书未予否认，但认为关键是这笔财产的分配权是否在《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根据判决书认定的证人证言，以及《南方都市报》上级主管部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出具的证明，均证实《南方都市报》编委会拥有分配权。

2004年4月中旬，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前省委书记吴南生，就“南都案”联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写信，要求慎重和宽容处理“南都案”。正在外埠考察的张德江收信后，当即作出了批示。

2004年6月15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喻、李案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了一审的定罪，但对量刑略有减轻，对喻华峰的量刑从有期徒刑12年改判为八年；对李民英从有期徒刑11年改判为六年。

2004年8月5日，东山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同案因涉嫌贪污罪而被捕的《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财务主管邓海燕，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邓于当日获释。

2004年8月27日，广州市东山区检察院同样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南方都市报》原执行总编辑、《新京报》原总编辑程益中下达不起诉决定书。当晚，因涉嫌贪污罪名被关押了五个多月的程益中获释。

《财经》记者获悉，2007年2月12日，李民英已得减刑提前获释出狱。作为《南方都市报》创办人之一，年逾六旬的李民英如今已退休在家。

而随着喻华峰于2008年2月8日出狱，所有牵涉“南都案”的人员均已获得自由。

喻华峰的友人告诉《财经》记者，喻在四年监禁中并不委靡，而是大量阅读人文类书籍，学习英语，并担任《番禺监狱报》责任主编。不久前，在获知出狱确切日期后，喻表示：“我现在最渴望的是工作。但我不会放弃在法律途径内寻求对案件的重新审理，我会继续申诉。”■

    北京人大常委会12月29日做出决定，香港可以在十年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立法会也将在2020年进行全面的普选…… ( http://www.tecn.cn )
    短短几行字的消息，却让我 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和香港人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几年时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见《魂断罗湖桥》）。虽然我的香港话说起来连我自己都听得别扭，虽然我的长 相还是一个北方人的样子，虽然我的行为举止也让人一眼看出和香港人的区别，但在看到这则消息的那一刻，我想，我是一名香港人！因为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他们 的喜悦和忧伤，失望和希望…… ( http://www.tecn.cn )
    香港，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仿如大海里的一叶扁舟，任凭风吹雨打……从腐败的满清政府像切除一个毒瘤一样割下香港，丢给英帝国主义者那一天开始，香港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斗争。 ( http://www.tecn.cn )
    今天，这种追求和奋斗已经取得成果。这一天对于香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年以后，香港将实行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民主体制。 ( http://www.tecn.cn )
    这一刻也应该载入共和国的 史册！就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的这一刻，中国执政党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有决心和能力发展民主事业，中国人不排斥被各个民族先后接受了的民主制度。 同时，这一决定也让中国那些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糟粕，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只适合皇帝独裁的“文化决定论”者感到无地自容。 ( http://www.tecn.cn )
    这一刻，谁不想当一名香港人！谁又不为自己是一名香港人而感到自豪？当然这一切和香港人苦苦等待的耐心，坚忍不拔的韧性，以及持之有时的恒心分不开—— ( http://www.tecn.cn )
    大家不会忘记，英帝国主义 统治香港百年之久，并没有把他们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搬过来，倒是定时从英国送过来一个又一个的香港总督。也许他们骨子里认为低人一等的中国人不适合这种自 己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吧？也许他们害怕香港人在走上民主后，会用选票把他们派来的总督赶回大不列颠？ ( http://www.tecn.cn )
    大家也不会忘记，就在香港回归前，来自英国的那个总督要在香港搞民主选举，来自北京的则说为了香港稳定和繁荣，不能搞选举，而香港人则冷眼旁观来自伦敦和北京的人争论和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 http://www.tecn.cn )
    大家更不会忘记，香港回归后，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香港名流富商都出来传话，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还是不要搞那种西方的民主，否则有人会不高兴的，或者会天下大乱的。也有人更直截了当地说，香港这样就很好，民主不一定适合。于是香港人默默忍受，继续等待……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又怎么会忘记，这一 等，就整整等了十年！十年，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足可以改天换地，更不用说把一个人的思想彻底改造。可是香港人依然痴心不改，他们仍然想堂堂正正在自己的 国土上当家作主，他们追求一人一票直选管理自己的特首，他们有恒心追求，也有耐心等待，更表现出坚持到底的韧性…… ( http://www.tecn.cn )
    终于等到了——不过，等到的是一个决定，一个时间表，一个承诺，为了这个承诺，香港人还必须再等待十年。
    就在我激动得差一点泪流满面的时候，我才发现香港人开始表达自己的沮丧和失望，因为原来香港人想立即拥有选举权，或者最迟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选特首和立法委员），原来他们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他们不想再等十年。 ( http://www.tecn.cn )
    就在我兴奋地告诉一位香港朋友说，只要再等十年，你们就可以……，香港朋友却激动地打断我，喊道，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十年？你告诉我，杨恒均，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等十年？ ( http://www.tecn.cn )
    我突然怔住了，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像香港人一样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再等十年？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等十年？ ( http://www.tecn.cn )
    十年后的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十年后，你我都已不再年轻，哦——十年后的你，又会在哪里？十年间，香港老化的人口中会有几十万个悄然离开人间，十年，世界也许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怎么听上去，竟然如此遥远？ ( http://www.tecn.cn )
    他们有什么理由让香港人再等十年？我又有什么道理在那里兴奋、高兴？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来到香港，我第一次进入到一个自由和法治的社会，也开始深深感受到香港人骨子里对民主的渴望。这种渴望也传染给了我。 ( http://www.tecn.cn )
    说到经济基础，香港早就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讲到市民的教育水平和政治素质，香港人在世界上是突出的，香港还有世界上最开放的媒体和受到保护的新闻x自由……这一切都让香港人早就准备好进一步：普选。 ( http://www.tecn.cn )
    可他们要再等待十年，就因为有人这样决定了？于是我苦思冥想，要给我的朋友，也给所有香港朋友找出一个答案，哪怕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或者借口——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当然，我也想为自己找到答案，告诉我自己，我还需要等待多少年…… ( http://www.tecn.cn )
    香港人有哪一个不知道普选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唯一途径？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再重申，中国也将建设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那么各项条件和素质早就符合的香港人，为什么还要再等待十年？他们在等什么？或者，在等谁？ ( http://www.tecn.cn )
    莫非北京让他们再等十年，等待的正是我们大陆？！
    再等十年，——你们是在等待我们，等待大陆同胞能够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和你们悄悄拉近一点距离！
    民主是个好东 西。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也许你不说、不能说或者不敢说，但民主毕竟是个好东西！民主制度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得到它的民族死也不愿意放弃， 没有得到它的民族会以死的代价前仆后继直到追求到它。而且，追求到它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就在我们南边的巴基斯坦那个令人尊重的奇女子为了民主而献出生命的 时候，离开不远的另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尼泊尔悄悄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 ( http://www.tecn.cn )
    香港人民有福了！虽然你们只得到一个承诺，但你们毕竟有了目标，不像大陆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继续创造形形色色的中国特色。 ( http://www.tecn.cn )
    我这一代大陆人从生出来， 先是被告知，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是腐朽的，落后的。等我们长大了，又被告知，那个制度不适合我们的原因不是那个制度落后，而是我们自己太落 后——我们的教育水平和知识文化还不能让我们强壮到举起那一张轻轻的选票。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大陆目前还比较贫困，地也不大，物也不博，人民的素质也不 高，加上我们接受的中国文化大概也比你们深（？），所以，我们还不知好歹，不知道选什么样的人来统治我们对我们最好…… ( http://www.tecn.cn )
    看起来我们大陆同胞还没 有准备好适应选举的制度，可是让你们香港同胞等十年是什么意思？如果民主是个好东西，香港的条件已经成熟，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让你们再等十年。如果民主是个 不适合中国人的制度，那么再过一百年也不应该允许你们玩火自焚。可是——。我想，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让你们耐心等待一下，让大陆加快脚步，能够拉近和你 们的距离，不至于当你们得到民主制度的时候，大陆同胞会突然感到那么不适应和不服气，以致都想跃跃欲试。你看，你们一个区区600万人口的地区得到民主制 度事小，就此给全国埋下不稳定的因素就大件事了。 ( http://www.tecn.cn )
    香港同胞，当他们让你等 十年的时候，其实是想请你再给我们十年时间。十年能够干什么？我想，在这十年里，我们的党和政府会加大力度，消除通向民主制度之路上的障碍，再来一次解放 思想，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缩小大陆和香港的距离，等到你们到达追寻了一百年的目标的时候，大陆也离那里不远了。但愿这不是我的幻想…… ( http://www.tecn.cn )
    200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知道香港同胞是多么急切想跨入2008年，毕竟跨进2008年，意味着你们离2017年只剩下九年，离 你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更近一点。我们大陆人何尝不是如此？每一个新年，我们都有相同的愿望。 ( http://www.tecn.cn )
    那么，让我们大陆同胞和你 们一起，急不可耐地进入2008年、2009年、……2010 年……2017年！让我们倒数，不是倒数奥运会，不是倒数世博会，也不是倒数某些决定我们命运的大会和小会。让我们用十年时间倒数，一天一天计算，然后一 起走进2017年，我相信，十年时间，我们都不会停留在原地…… ( http://www.tecn.cn )
    
    2008-1-1 台湾 桃园

　昨上午，全国扫黄打非办在渝表彰“8·29”制售非法报刊特大团伙网络案中立功的我市4家单位和10名个人。据了解，全国扫黄打非办因为一起案件在渝开表彰会，还是首次。

　　去年下半年，我市车站码头等地出现了多种以军事题材为主的非法报刊，不但文字东拼西凑，内容耸人听闻，而且严重扰乱了报刊市场秩序。

当年8月29日，市公安局对此立案调查。

　　9月7日，执法人员在位于渝中区菜袁路的重庆德林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林公司)查获一特大非法报刊经营窝点，现场收缴45个品种，涉嫌非法报刊7万余份(册)，经鉴定，其中31个品种为非法报刊。

　　执法部门将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江、彭琴夫妇抓获，并由此牵出一个涉及全国29个省(区、市)、以家族成员组成的特大犯罪团伙。案发后，中央领导李长春作出重要批示，全国扫黄打非办将该案列为重点督办案件，我市也迅速成立了“8·29”专案领导小组和专案组。

　　据查，德林公司于2004年6月25日注册，由潘江担任法人代表，其妻彭琴担任监事。该公司本来只有零售图书、报刊的经营资格，但却违反国家出版、发行的有关规定，于2004年11月3日与不具备出版资格的上海东东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东公司)和陕西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商重庆分公司)签订协议，由华商重庆分公司负责印刷《新世纪国际报道》，德林公司负责该报西南片区的发行。

　　2005年3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新世纪国际报道》为非法报刊，此后，德林公司与东东公司将该报更名为《新世纪报道》。彭琴在明知上述情况之下，仍然继续将该报发给重庆、四川、云南等地经营者。至去年6月，该公司共计销售《新世纪报道》82万多份。

　　据了解，德林公司还在未经审批且无出版物出版、批发资格的情况下，于2005年7月至去年6月，先后以《武汉商报》、《汉江商报》、《消费者导报》的刊号出版非法报纸《国际时事周刊》、《大星期》，并交华商重庆分公司印刷，共计销售58万多份。此外，该公司还于2006年10月至去年7月，通过彭琴从北京林某、陈某处购进《军事时讯》、《军事大参考》、《国际军事纵横》等14种非法报刊21万多份，批发给市内经营者。

　　去年12月11日，市五中院对“8·29”制售非法报刊特大团伙网络案作出一审判决：德林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40万元；潘江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0万元；彭琴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8·29”案件提供的线索，北京市一举破获了非法出版发行军事类、法制类、故事类报刊的犯罪团伙，收缴《军事时讯》、《法制精萃》、《生活故事》等军事类、法制类、故事类非法报刊8千余份，目前已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将陈某及其妻林某等6人刑拘。与此同时，青海省也查清了《青海青年报》以一号多报形式出版的非法报纸《新世纪报道》的情况，并对《青海青年报》作出停业整顿的处理。（记者 范永松/文 郭娟/制图）

继北京首创人肉LCD之后，北韩再次成功复制翻版。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1-6 8:17:22 · 来源： 新京报

村委会人员称“禁止在大街上宣传”

昨日，林教授正在为村民讲解如何预防癌症。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本报讯 （记者耿小勇）近日，本报报道的顺义木林镇后王各庄癌症频发（本报1月2日曾报道），引起社会较大关注。昨日，中国地质科学院林景星教授和数名环保人士赶到该村进行调研，并为村民讲解环保知识。这一过程受到数名村委会人员监视。

　　昨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教授林景星与NGO组织守望家园环保志愿者苏雨桐、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会长李力等人，来到后王各庄村民中间，了解污染情况，并讲解相关知识。

　　村民多次咨询林景星，村里癌症频发是否与村南头“化工厂”有关。“这要有调查数据。”林景星教授回答。苏雨桐等环保人士称，他们将联系相关机构对该村水、空气等进行检测。

　　昨日上午10时许，孔凡国家门外，数名戴着红袖标的人员一直来回走动。“我们是村委会派来的。”这些人员表示，村委会让看着这次活动，“在家讲没事，但不能到大街上讲。”他们透露，作为村民自己也支持这样的活动，但“村委会也有婆婆，我们也没办法。”

　　村民透露，村委会人员称，木林镇相关部门开会表示，这两天除本村人外“一律不让进村”。该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观看重点小结：

1，扬帆教授在课堂上狂骂学生数十分钟；
2，冲出教室与学生对骂；
3，抓着一个要走出教室的女生对骂，直到对打，然后叫保卫处带走女学生；
4，大面积灭火，删贴删除视频，指使研究生充当五毛。

视频：http://www.esnips.com/web/yfcupl12345sStuff

详细的杨帆事件的始末(转自bbs)

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

“可如实回答”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中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 “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 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 “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现在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同时，对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在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Street Fighter the Later Years P8 (LEGENDADO) Street Fighter the Later Years P7

BEIJING — Every day, monitoring stations across the city measure air pollution to determine if the skies above this national capital can officially be designated blue. It is not an act of whimsy: with Beijing preparing to play host to the 2008 Olympic Games, the official Blue Sky ratings are the city’s own measuring stick for how well it is cleaning up its polluted air.

This is the tenth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multimedia examining the human toll, global impact and political challenge of China's epic pollution crisis.

ADDED CARS, LOST HORIZONS The rush-hour haze in western Beijing one morning this month. An additional 1,200 cars and trucks roll into Beijing every day.

Thursday did not bring good news. The gray, acrid skies rated an eye-reddening 421 on a scale of 500, with 500 being the worst. Friday rated 500. Both days far exceeded pollution levels deemed safe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Beijing, officials warned residents to stay indoors until Saturday, but residents here are accustomed to breathing foul air. One man flew a kite in Tiananmen Square.

For Beijing officials, Thursday was especially depressing because the city was hoping to celebrate an environmental victory. In recent years, Beijing has steadily increased its Blue Sky days. The city needs one more, defined as scoring below 101, to reach its goal of 245 Blue Sky days this year. These improving ratings are how Beijing hopes to reassure the world that Olympic athletes will not be gasping for breath next August.

“We’re definitely hoping for the best,” said Jon Kolb, a member of the Canadian Olympic Committee, “but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For the world’s Olympians, Beijing’s air is a performance issue. The concern is that respiratory problems could impede athletic performance and prevent records from being broken. For the city’s estimated 12 million residents, pollution is an inescapable health and quality-of-life issue. Skepticism about the validity of the Blue Sky ratings is common. Moreover, the concern is whether the city can clean itself up long after the Games are over.

Beijing has long ranked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polluted cities. To win the Games, Beijing promised a “Green Olympics” and undertook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now considered models for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But greening Beijing has not meant slowing it down. Officials also have encouraged an astonishing urbanization boom that has made environmental gains seem modest, if not illusory.

Beijing is like an athlete trying to get into shape by walking on a treadmill yet eating double cheeseburgers at the same time. Polluting factories have been moved or closed. But auto emissions are rising as the city adds up to 1,200 new cars and trucks every day. Dirty, coal-burning furnaces have been replaced, lowering the city’s sulfur dioxide emissions. But fine-particle pollution has been exacerbated by a staggering citywide construction binge that shows no signs of letting up.

China’s unsolved riddle is how to reconcile fast economic growth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Beijing’s Olympic deadline means the city needs an immediate answer.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envisions the Games as a public relations showcase and is leaving no detail untended. Scientists are cross-breeding chrysanthemums to ensure that flowers bloom in August.

Now Beijing is also going to try to manipulate air quality. For months, scientists have treated the city like a laboratory, testing wind patterns and atmospheric structure, while pinpointing local and regional pollution sources. Olympics contingency plan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Beijing and surrounding provinces. Details are not public, but officials have discussed shutting down factories and restricting traffic during the Games.

“We are determined to ensure that the air conditions meet the necessary standards in August 2008,” Liu Qi,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Games, tol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executive board this month.

Beijing residents overwhelmingly support the Games and take for granted that officials will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clean air. Last August, the city removed a million cars from roads during a four-day test intended to gauge pollution and traffic. But people also know that any emergency measures have a limited shelf life.

“Yes, I heard about it,” said an engineer at one factory that may temporarily be shut down. He refused to identify himself because he was criticizing government policy. “It is like you invite some guests to your home, and hide all your children underneath the bed to make the house look nicer. If all the polluting factories are shut down for the Olympics, there will be a major pollution outbreak afterward when all the factories restart, right?”

Beijing officials say the Olympics will have a lasting and positive environmental legacy on the cit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fficials acknowledge that air quality remains a problem, but they say the air would be far worse without improvements made for the Games. “The general trend is improvement,” said Simon Balderstone, an environmental adviser for the I.O.C.

BUILDING VERSUS BREATHING As the National Stadium rises for the Olympics, its construction adds to the level of harmful particulates in the air. Stadiums measured by an Olympic official had four times the safe level of particulates.
Choking on Growth

This is the tenth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multimedia examining the human toll, global impact and political challenge of China's epic pollution crisis.

But pollution is expected to remain a major, long-term challenge as Beijing’s population may eventually exceed 20 million people. Scientists also say the city will never be able to clean itself up if surrounding industrial provinces are not cleaned up, too.

Blue skies, in other words, will remain a challenge.

Growth Offsets Gains

In July 2001, Beijing won the right to serve as the host of the 2008 Games, a victory that carried a touch of vindication. Eight years earlier,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d rejected Beijing’s first bi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ncluding the city’s polluted environment.

This time, Beijing organizers promised a “Green Olympics.”

“Beijing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its last bid in 1993,” said Wang Wei, a senior Beijing Olympics official, speaking at the city’s final Olympic presentation in Moscow in 2001. “The city has taken giant steps to fight pollution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eijing’s environmental program had begun in 1997 and became the centerpiece of the city’s Olympic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s. Urban sewage treatment has doubled since 2001. Use of natural gas has jumped 38-fold as city officials have converted thousands of dirty coal-fired furnaces and boilers. Factories have been shut down or relocated to the suburbs. Millions of trees have been planted.

“For many years, the city had few environmental rules,” said Mr. Balderstone, the I.O.C. environmental adviser, who regularly consults with Beijing officials. “It’s like they are playing catch-up on a lot of these measures.”

But Beijing’s Olympic bid also intensified a stunning urban boom. Since 2000, Beijing’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as jumped 144 percent, according to Beijing Olympic officials. New office buildings and apartment towers seem to rise every week. More than 1.7 billion square feet of new construction has been started since 2002, most of it unrelated to the Olympics.

Cleaner Coal, but More of It

The emerging cityscape is often dazzling, but also energy intensive and polluting. Beijing now requires factories and power plants to burn cleaner, low-sulfur coal, but it had also hoped to reduce overall coal consumption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Olympics. Instead, the city’s coal consumption peaked at 30 million tons last year. Beijing also has only one office tower that qualifies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s a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meanwhile,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at a rapid pace.

“I think there will be another 20 to 30 years of urbanization,” said Wu Weijia, a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Urban Studies.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will not slow down after the Olympics.”

Meanwhile, an explosion of car ownership has wrought gridlocked traffic and a halo of auto fumes. Beijing now has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vehicles and is adding more than 400,000 new cars and trucks each year. The city’s reliance on cars and trucks leaves its air with few reprieves. As in other Chinese cities, heavy trucks can only enter at night. Diesel exhaust is so severe that Beijing’s levels of PM 2.5, a tiny particulate deemed potentially harmful to health, is highest between midnight and 3 a.m., according to one survey.

Beijing is fighting auto pollution by instituting China’s highest vehicle emissions standards. Nearly 79,000 new taxis with lower emissions have replaced older, outdated models. But Beijing has been unwilling to discourage private car ownership by instituting exorbitant fees as Shanghai has done. Depending on the car, license plates in Shanghai can cost as much as $7,000; as a result, Shanghai adds about one-fourth as many cars per year as Beijing.

Beijing’s problems are compounded because i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was neglected for years. Now, the city is expanding subway lines and finishing a rail line from the airport to downtown, but car ownership is expected to keep 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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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king on Growth

This is the tenth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multimedia examining the human toll, global impact and political challenge of China's epic pollution crisis.

“If you discourage people from having a car,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uld be overburdened,” said Mr. Wu, the Tsinghua professor.

Taking Pollution’s Measure

Mr. Kolb, the Canadian Olympic official, spent much of August in Beijing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anging over the city as the Games approach: Has air quality actually improved?

An environmental physiologist, Mr. Kolb visited several stadiums, and sneaked into a few others, to measure pollution with a small monitoring device. On Aug. 5, his measurement of fine particles pollution, or PM 10, reached 200, roughly four times above the level deemed safe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re worried,” Mr. Kolb said. Of Beijing air pollution, he added: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It’s off the charts.”

A decade ago, Beijing introduced the Blue Sky program to measure sulfur dioxide, nitrogen dioxide and PM 10. Under the system, monitors take regular readings of each pollutant and then calculate a 24-hour average for each. The daily Blue Sky rating is determined by whichever pollutant has the highest 24-hour average.

For 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the system represented a breakthrough. But it is less stringent than air-quality index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a day that rates “good” in Beijing would usually be rated poll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8, Beijing recorded only 100 Blue Sky days. Each ensuing year, the city has improved the number until reaching the current 244 and pending. Cleaner coal has helped reduce sulfur dioxide by 25 percent since 2001. Nitrogen dioxide is also down. But Beijing’s biggest problem is PM 10 and other particulates, which are attributed to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cars.

Average daily levels of PM 10 exceed national and W.H.O. standards. In 2004, the concentration of airborne particulates in Beijing equaled that of New York, Los Angeles, Washington, Chicago and Atlanta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Beijing. Earlier this year, a report by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concluded that “air pollution is still the single largest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issue affecting the city.”

“Particularly worrying are the levels of small particulate matter (PM 10) in the atmosphere, which is severely deleterious to public health,” the report stated.

The Blue Sky system sets a maximum rating of 500, meaning that on the worst days the actual pollution level could be even higher. “Good” air in Beijing is any Blue Sky rating below 101. But even good air is often not very good; this year, Beijing has had 65 days that rated between 95 and 100. That bulge just inside the break poin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on Web sites and even at one foreign embassy, which compil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casting doubt on the Blue Sky results, though the embassy’s officials refuse to discuss the findings.

Du Shaozhong, deputy director of Beijing’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said the ratings were not manipulated. “People used to ask me if the ratings are scientific, or if we are playing any tricks,” Mr. Du said. “But this is most advanced equipment in the world.”

Mr. Kolb said Olympic athletes were worried about ozone, which can inflame the respiratory tract and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breathe. But Beijing’s monitoring system does not measure ozone, nor does it measure the finer particulates known as PM 2.5.

This year, a team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cientists analyzed air quality issues for the Olympics and found that Beijing’s daily concentrations of PM 2.5 rated anywhere from 50 percent to 200 percent higher than American standards. Their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lso found that ozone regularly exceeded levels deemed safe by American standards.

Studies are under way to assess the health impact of pollution in Beijing. One 2003 study warned that air pollution could be a major contributor to premature deaths related to chronic pulmonary disease, especially in the winter. Another study showed that visits to hospital emergency rooms rose on days with higher pollution levels.

On a recent afternoon at Beijing Hospital, Dr. Li Yi, a respiratory specialist, said he now saw 50 patients a day for respiratory problems compared with about half that a decade ago. He said asthma cases had increased sharply, as ha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nonsmoking-related lung cancer.

“You can’t say that pollution is the only reason,” Dr. Li said. “But nonsmoking-related lung cancer is now increasing more quickly.”

Beyond the Olympics

In August, Beijing marked the one-year countdown to the Games with a celebration at Tiananmen Square and several test competitions at different sites. Jacques Rogge, president of the I.O.C., applauded Beijing’s preparations, but also cautioned that pollution might force the postponement of some endurance sports.

Hu Fei,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tmosphere Physics in Beijing, said any concern was misplaced. “Don’t worry about the Olympics,” Mr. Hu said, expressing confidence that contingency plans would produce clean air for the Games. “We need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long term.”

Mr. Hu said finding a long-term fix is difficult because of Beijing’s geography.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on three sides, Beijing depends on strong winds to disperse pollution. Yet winds also draw pollution into the city. The study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estimated that as much as 60 percent of ozone detected at the National Stadium could be traced to outside provinces.

“Beijing is a pollution source itself, and it is surrounded by other pollution sources,” Mr. Hu said. “When you have wind, it brings in pollution from other sources. When you don’t have wind, the local pollution cannot disperse.”

Xu Jianping, 55, a business consultant, does not need to be told that Beijing is overrun with cars and construction. He is an avid in-line skater who enjoyed skating to work until pollution left him spitting out black phlegm. He went online and ordered a gas mask.

“But I don’t want to wear it,” said Mr. Xu, fearing his mask would be misinterpreted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Olympics. “It would hurt China’s image.”

So until the Games are over, Mr. Xu is taking the bus to the office. He plans to vacation outside the city during the Games. Then, when life in Beijing returns to normal, he plans to resume skating to work — with his mask, if necessary.

shawn wrote on Dec 20, 2007 6:23 PM:
" Russell Means seems more concerned with maintaining a public spotlight than benefiting Indian communities. This will be an expensive, redundant legal battle. The seemingly diplomatic concept of reservations has only caused more legal and social problems as opposed to what happened to every other indigenous peoples who were conquered throughout the world - they were assimilated into the conquering culture. It's the same basic flaw behind the idea of reparations; why make those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nslaving people pay those who were never enslaved? Imagine if everyone demanded compensation for all the wrongs done to their ancestors throughout time - it would be a circus, and it seems like Means is willing to be the ringleader. "

Ree wrote on Dec 20, 2007 6:18 PM:
" This whole issue is ridiculous. I am a mixed blood and harbor no hatred for any race, although I do absolutely despise racist idiots like Russell Means. Some of the posters on here have it right - we ALL arrived in this country from somewhere else. My Indian ancestors came to South Dakota many centuries before the Sioux ever set foot in South Dakota, but even my people were not the first ones here. If we are going to give the land back to the original owners, good luck, but I doubt you’ll be able to find who they were. Why don’t we do the right thing – divide the numbers of acres of reservation land by the number of enrolled tribal members, hand them the deed to their land and let them do whatever they want with it. We would all be better off and I’m certain our taxes would decrease accordingly. "

Confused in Michigan wrote on Dec 20, 2007 6:03 PM:
" I read the story about the Lakota tribe declaring independence and I thought it was the most newsworthy article of the day, if not the decade, yet I had to search for over twenty minutes to find any more mention of this. While I am in Michigan, not of Native American ancestry, I find this to be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and newsworthy things I have heard in a long time. The fact that I had to search for more information (it was not mentioned on 3 national nightly news programs), and after reading the postings here, I am sadly coming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nothing will happen with this "declaration". After reading the postings and seeing "Sharpton" mentioned, my only impression is that it has as much credibility as anything that comes out of Rev. Jesse Jackson's mouth or Al Sharpton's mouth. 'Tis a shame. The idea of an Indian tribe declaring independence, occupying a center spot in the U.S. and actually making something of themselves is a fascinating thought and the things that could be accomplished are endless. It's funny, also from these postings it's obvious you would have a newly formed, self-ruled govenment that, from what I can read, would be just as corrupt as what we have sitting in Washington D.C. now. Again, 'tis a shame. I wish you the best for your future. "

It's time for equal treatment wrote on Dec 20, 2007 5:59 PM:
" Treat the Lakota just like any other American. No special treatment. Let them support themselves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

maii wrote on Dec 20, 2007 5:57 PM:
" im not suprised to see the comm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issue. im lakota, but have not lived in sd for many years, and i now have the chance to see the turmoil brewing from the outside. on a visit to rapid city this past summer showed me the divide among the communities. no one on the westside of town would make eye contact with me, i didnt recei